《我不是药神》之所以能够如此火爆，引得全社会讨论，原因之一就是它真实。真实的就像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故事，它是根据当年陆勇代购格列宁的案件改编的。并且，药品价格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谁能保证这一辈子不生病不吃药？影片向我们展现了种种关于药品的矛盾，对于患者来说，有了印度仿制药他们可以活命，而印度仿制药也的确侵犯了诺华的权益，在我国也被认为是假药，最终程勇也因销售印度格列宁入狱。为什么格列宁是禁药？原因就是没有经过合法的手续审批上市。
讨论此类案件的是与非、罪与罚，始终绕不开法益保护问题，影片中诸多场景都体现了各种法益之间的矛盾冲突，比如白血病人聚众围堵药品公司大门要求降价；比如老太太向警官的哭诉；再比如程勇被抓，数以千计被他救治的白血病患者前来送别。原本研发药品治病救人的医药公司成了病人眼中的仇敌；原本是人民卫士的警察在老太太眼中却变得蛮不讲理；而沦为犯罪分子的程勇却被捧为英雄，这种错位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法益保护的不明晰。
正版格列宁之所以卖的贵，主要原因是研发成本过高（关税问题暂且不谈），而印度版格列宁之所以便宜，是由于印度实施了专利强制许可，即企业可以不经过专利权人的同意强行仿制专利药品，以便让更多患者能购买到便宜的药品。而在我国，对专利药品有比较严格的保护，因此国内药企在药品专利期内无法进行仿制。说来道去，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从长远来看，这种保护有助于鼓励企业研发，加快优质药品的迭代速度，最终保护人们的健康，这本无可厚非。但从“假药”的角度予以规制，这难免有张冠李戴之嫌，同时也引发了大众对法益保护的争论。
那为什么格列宁印度可以生产，当一个陷入沼泽即将被淹没的人，突然发现身边有一根救命的树枝，并想要拼命抓住时，却发现有人用各种合理、合法的理由不允许他去抓，最终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这根救命树枝缓缓送命。这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法律需要保护那根树枝还是那个缓缓送命的人？
生命权是公民最根本的人身权，也是最高权利。在生命权前谈药品管理制度、谈产权保护，是否显得太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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