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新的癌症治疗方式，迄今为止，全球范围内已有两种靶向CD19的CAR-T疗法成功上市，用于治疗某些B细胞恶性肿瘤。
CAR-T疗法在血液恶性肿瘤中的成功案例，孕育了将这些“活性药物”的使用扩展到实体瘤的希望。每年实体瘤的新发病例远超血液肿瘤，但在CAR-T临床试验中占主角的仍然是血液肿瘤，并且CAR-T在血液学环境中的成功尚未转化为实体肿瘤环境中的显著水平的客观临床反应。
CD19特异性CAR-T令人印象深刻的临床反应可能依赖于肿瘤细胞上靶向抗原的高水平表达以及淋巴癌细胞的外周分布，从而实现T细胞介导的消除的可及性和易感性。
与B细胞恶性肿瘤不同，实体瘤塑造的肿瘤微环境(TME)不仅限制淋巴细胞的转运和浸润，还下调了它们在肿瘤部位的活性、扩增和持久性。TME代表由异常脉管系统、基质细胞、免疫细胞(包括调节性T细胞[Tregs]/髓样抑制细胞[MDSCs]/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和细胞外基质形成的错综复杂的细胞和分子免疫抑制网络，其特征是氧化应激、营养耗竭、酸性pH和缺氧。
除了免疫抑制性TME和缺乏独特和均质表达的肿瘤抗原之外，实体瘤中癌细胞群的固有可塑性和靶抗原丢失变体的选择性生长增加了额外的复杂性，为CAR-T疗法的有效性提供了进一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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